担任本次论坛学术主持人的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丛新强表示，建立这样一个以大学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论坛主体致力于促进科研与教学的动态平衡，促进教学与研究的互学互鉴。 ，倡导学术创新，因此论坛主题设置特别注重学术与时代的关联性，希望逐步形成具有高品质学术品格和时代开放性的文化品牌。

可供参考的叙事模型

学术界普遍认为，“红色经典”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红色经典第一版影印文库》，收录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60部“红色经典”文本。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十七年”的创作往往被划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文学十七年“红色经典”的创作被高度概括为“三红一创，青山护林”，这是八部代表作品的简称，即罗广斌、杨一言的《红岩》、吴强的《红太阳》、梁斌的《红旗》、柳青的《创业史》、杨默的《青春之歌》、周的《山村巨变》荔波、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雪原的《临海》。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毛金灿表示，梳理学术界对“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大致有四个研究角度。首先，20世纪末，一些学者利用“重新诠释”的思潮关注当代文学，包括“红色经典”的创作。第二种如严浩刚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生活气息、史诗般的人物性格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文本价值。第三个研究范式属于文化研究路径。钱振文的《它是如何制作的》对《红岩》创作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综合比较这三种方法后，还可以区分出第四种文本研究方法。例如，张庆华的《“传统隐性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问题》主张从传统的角度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构和再建构。深入挖掘并指出重构红色叙事的文学研究路径和方法。 “我重新思考过这个问题。‘红色经典’的创作蕴含着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为中国叙事、中国话语的创作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叙事模式。‘红色经典’的叙事研究也应该深入探索和探索。”研究‘红色经典’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

距离历史最近的人

许多“红色经典”文学作品都是经历过红色经典的人写出来的。

“重读红色经典文学，回到历史场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李丽表示，最近读了《历史三调：义和团运动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一书，对如何看待历史启发很大。正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以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为例，如《保卫延安》、《创业史》、《铁道游击队》等。作者都是事件的见证者，并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写作。这些作家是最接近那个历史时期的。人们。这些红色经典作品可以带我们回顾当时的情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作家们在创作时都充满了激情、崇高的信念、坚定的信念。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状态下写作的。的。如何才能避免走上割裂历史、解构历史、戏谑历史的迷途，正确认识历史？ “从这些作品对历史的书写和信仰的表达中，我们可以重构场景，找到历史的真相。”

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王静也认为，“红色经典”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红色经典作家是最接近历史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深入生活，与那个时代的人有直接的接触。正是因为丰富的生活积累和亲身经历，他们的作品才具有时代感和真实性。另外，和十七年文学一样，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作家们有着独特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曾说过：“这张粗糙的稿纸，每一页都流着我的泪水！”作品的力量就是这样积淀起来的。

“阅读红色经典文学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李春晓表示，从新历史主义视角看，“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在于建构历史，将中国革命与建构的实践审美融为一体。 。以赵树理的创作为例。他的作品始终关注新政权下农民的生活。从提倡婚姻自由，到歌颂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再到描写农业合作社的实践，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梳理一下赵树理的作品。就像《连》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部变迁史。另一方面在于还原历史。红色经典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以小人物的命运和乡村社会的变迁为描述对象，与历史叙事互文。这些作品将历史小写，并将历史以单数形式多元化。 “文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虽然这些作品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红色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叙事，也承担起了历史叙事所不具备的功能。” ”。

译者为何要重写

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之一。

红色经典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杨宇欣举例说，中国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相互学习、读书的历史。改革开放后，许多红色经典被改编成舞台剧和影视作品传播到西方。他们一方面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了解当代中国是什么样子。目前，许多红色经典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译本。以前的翻译带有当时的定位和理解。既然有了新的定位和理解，就会有新的翻译。有比较大的变化。以前是忠实翻译，现在是“译写”，相当于译者重写。西方对我们的了解远远不及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西方对我们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接受我们的作品也有很多挑战。因此，我们现在特别注重翻译方法的运用。 “其实，翻译是让中国作品更好地被西方接受的另一种方式。比如我们这里有樱桃，外面裹了一层巧克力，就是为了让它们更容易接受。”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宁鸣在点评中进一步解释说，翻译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品翻译后能否被外国读者接受。如果不被认可和接受，实际上就没有传播效果。价值大大降低。目前，中西方相互接受程度存在差异。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西方文化抱有敬佩之情，自然也有很高的接受度。因此，即使一些西方文学艺术作品质量一般，翻译后仍然可以广泛传播。相反，西方以一种傲慢、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我们。他们固执地用自己的文化审美观来看待和阅读中国文学，甚至只要是不符合这种文化审美观的中国文学都会读。光是不接受，就让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贸易逆差’。当然，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这需要时间。”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潘晓耀表示，自己一直关注红色经典改编，包括衍生品的海外传播。其中，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可以促进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这些影视作品走出国门后，如果能够吸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或许会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索原创作品的兴趣或好奇心。比如在日本，电影《红高粱》首先引起关注，随后出版了小说的日文版。 “电影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全新的教学平台

此外，青年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生鞠晓成认为，在大力推广红色经典阅读的背景下，同龄人不读或误读的情况也值得关注。重读、弘扬“红色经典”是一种方法，但如何立足当代语境呢？重新弘扬红色经典背后的红色精神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综合考虑。

对于如何理解红色经典中的女性形象、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中的爱情描写、如何评价红色经典中的乡土气息，他们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丛新强认为，从大家的发言和交流来看，效果超出了预期。他在介绍创办这个大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初衷时表示，主要目的是围绕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任务和方法，考虑为学生搭建一个平台。学生是论坛的主体，以进一步平衡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如今，高校仍然重科研，轻教学。很多教师都沉浸在科学研究中，投入到学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上的精力有限。 “糊涂”是不够的，虽然科研成果也可以转化为教学，但中间环节很多，还是会留下很多不足。 “我们有这样一个论坛，增加了师生之间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此外，教师的科研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受到限制。”会有瓶颈，通过这种沟通，可以实现相互学习。”

丛新强表示，举办论坛也是对学校“教与学”传统的传承。他说，在读研究生时，何丽华教授经常抽出时间组织大家参加学术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所受到的学术训练和教训至今仍令人难忘。这个好的传统一定要传承下去，这次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和平台。此外，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师生如何参与文化建设也必须思考。通过举办论坛，我们主动“走出来”，与社会对接、分享我们的阅读经验和科研成果。这也是我们参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实践的一种方式。

丛新强表示，《红色经典》创刊号的选题也展现和确立了学术论坛的方向。未来选题的规划也将继续突出学术性、当代性和社会相关性，努力提高学术饱和度。具有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希望形成一个既能求知解疑，又能创造创新的文化品牌”。